七绝·贾谊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贾生的才情在当时无人能相提并论，他以极其哀伤悲痛的心情写下吊屈原的千古文章。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梁王坠马而死本是寻常之事，哪里用得着为此自悲自责抑郁而终。
参考资料：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七绝：七言绝句的简称。绝句是旧体诗的一种格式。整首诗两联四句。贾生：指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才调：指才气、才能。无伦：无与伦比，即无人能相提并论。哭泣情怀：指贾谊《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中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情怀：犹言心境，心情。吊屈文：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渡湘江时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作《吊屈原赋》，“因以自喻”。
梁王堕(duò)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梁王堕马：梁王指汉文帝的小儿子梁怀王刘胜（一作刘揖）。堕马事发生于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夏六月。作者非常赞赏贾谊的才华，认为他因梁怀王刘胜堕马死去哀伤而死不值得，并深为惋惜。何用：何必，不用。
参考资料：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哭泣情怀吊屈文”猛转为贾谊遭贬，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曾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过《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了愤世伤时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一句诗，追怀两个历史人物。贾谊被贬，与屈原被逐，势不同而运同。贾谊吊屈原，这叫同命相怜。故《汉书·贾谊传》亦说：“追伤之，因以自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将二人并写并论，是体认到历史的不公正性和正人君子的命运多舛。
“梁王堕马寻常事”作者平静讲述梁王堕马而死不是稀奇的事情。汉文帝把贾谊召回长安，很看重他的才学及品德，任命他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后来梁王堕马而死，这是一次意外事故，贾谊有责，仅为护理不周。文帝不责，贾谊自责，或性格中“认真”的成分太重，或律己的“压力”太大，一遇变故，万念成灰。这是贾谊深受儒家“忠恕仁义”思想影响，实践其舍生取忠取义的愚忠信条。本来梁王坠马而死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竟然令贾谊哀伤致死。
“何用哀伤付一生”笔锋一转，又回到贾谊身上，惜贾谊宏才不用，惜贾谊因“寻常事”而死，归结为惜人才。“付一生”与“寻常事”对照鲜明而强烈，从而表现了诗人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才调世无伦”的贾生竟然因此哀伤而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结尾一句有诗意未尽之效，留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发动“反右”的一种“自我坦白”。
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语言明白流畅，化用前人诗句，洒脱自如，韵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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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及注释
译文
贾生的才情在当时无人能相提并论，他以极其哀伤悲痛的心情写下吊屈原的千古文章。
梁王坠马而死本是寻常之事，哪里用得着为此自悲自责抑郁而终。
注释
七绝：七言绝句的简称。绝句是旧体诗的一种格式。整首诗两联四句。有五言、七言之分，每句五个字的叫五绝，每句七个字的叫七绝，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
贾生：指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初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迁为太中大夫。汉文帝想任其为公卿，因遭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靖王吴著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
赏析
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创作背景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此诗是毛泽东于共和国成立后所作，毛泽东很赞赏贾谊非凡的才能和政治理想，写了两首关于贾谊的诗，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
参考资料：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