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于襄阳书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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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yān)。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zhāng);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负:仗侍。休光:盛美的光辉,光华。后进之士:后通显的人。为之后焉:做他们的歌颂者。虽盛而不传:即使成就卓越却不会流传。是二人:这两种人。相须:相待。这里是互相依赖的意思。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chǎn)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qī)戚之穷,盛位无赫(hè)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援:攀援。推:推举。殷多、盛。这里引申作密切解。相遇:互相遇合。负:仗恃。谄:讨好。顾:照顾关怀。戚戚:忧虑的样子。赫赫:威显的样子。干之:求他。干,干谒。闻于人:听说。⒁侧闻:从旁边听说,表示谦恭。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xiá)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yú)?古人有言:“请自隗(kuí)始。”愈今者惟朝夕刍(chú)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chuò)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道方而事实:道德方正而工作讲求实际。卷舒:卷缩舒展,这里是进退的意思。文武:具有文、武的才能的人。唯其所用:只在您来使用。其,你,第二人称。遇知:受到赏识。获礼:得到尊敬。恒:平常,普通。隗:郭隗,战国时燕国人。刍:喂牲口的草。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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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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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
解析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

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 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 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 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 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